王长勇：财政税收政策该怎样释放国家创新潜力？

凤起茫荒

本期观察家：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王长勇

策划/制作：李海丹 编辑：李靖

从1996年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创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如何刺激创新一直是重大又持久的课题和难题。

那么，当前中国企业面对着那些创新阻力，国家巨大的创新潜力应该如何释放？本期《凤凰文创观察家》为此专访了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勇，为我们从财政税收和产业政策的角度做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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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已从锦上添花到迫切需要

一直以来，创新这个词被持续不断地提及。不但是政府关注，整个社会对创新的关注都处于一个热潮，而且现在看起来它的后续也在绵绵不断地发展。

说到创新，其实中国的创新从1996年开始就有提法，比如说对于企业发展，国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路径与思考。但反观过去十几年来的发展，我们的创新其实只是作为了一个锦上添花的角色。金融危机以后，传统经济的增长受到了阻碍，国际贸易发展受限，还有“去全球化”现象的产生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把创新作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因此创新受到了非常大的重视。中国也是如此，比如在“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到现在为止，对创新的要求实际上变得非常迫切。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我国有了阶段性的发展要求。在201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中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此外，对于经济增长也有了定性的发展目标，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在未来几年，我们要有6.5%以上经济增长水平。但现在看起来要实现6.5 %（以上）的增长目标压力比较大，因为目前来看，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动能下降速度比较快，如果说要往上反弹，回升到过去的发展速度，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了可能。

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0.04%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创新的需求就非常迫切。但是现在看起来，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对增量的贡献中看出，创新并不能像大家预期那样能迅速成为增长的动能。

这一点我们从国家的GDP构成中可以看出。从今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将研发支出计入GDP核算。在此之前，按照原来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研发支出主要作为“中间消耗”（也称中间投入,指的是生产单位在核算期内为获得总产出而转换或消耗的非耐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处理，而现在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固定资本”（是指以厂房、机器、设备和工具等劳动资料的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处理。

从去年的统计数据看，研发对GDP增速的贡献是0.04个百分点，这样看起来研发支出对GDP增速影响较小，但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创新以及研发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能也会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必须在这部分下更大的功夫。

创新驱动要突破机制性阻碍

在创新的概念上，我们国家的意愿非常强烈。但是现在看起来，实际的情况上我国整个体制、机制对创新的阻碍之处还比较多。

今年11月的时候，国家公布了去年在整个研发支出的情况。去年我国整个研发支出达到了1.4万多亿。从活动类型的角度来划分，全国基础研发占用了700多亿，应用的研究支出大概是1500多亿，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万多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5.1%、10.8%，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在真正有创新研发能力的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方面的支出占比大约只有15%，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基础研发支出占比只有700多亿，这个占比非常小。

这个意思就是，从我们国家的整个研发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做了很多本来应该由企业来承担的事情。比如在试验发展的环节或者在边际技术上的提升和改进方面，这些应该由企业来做，但实际上这部分政府投入钱比较多。而真正的政府应该由承担的基础性研发投入，可能是企业暂时难以承担或者是不愿承担的部分，比占却相对较少。所以说，这方面需要政府在支出结构上做出一个调整。

科研创新的财政投入亟需两方面调整

此外，一般来说，我们把国家的转型发展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生产要素的投入阶段，第二个是投资驱动阶段，第三个是创新驱动阶段，最后是财富驱动阶段。

我国在“党的十八大”中确定了“创新驱动”的战略，但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是处于以生产要素和投资双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离“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达到量变的水平。所以我认为，政府提出“创新驱动”后要首先有一个自身的调整。比如说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在投资的资金方向上应该做一些调整。

1.第三方评估应成为科研创新投入的重要参考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科研创新投入的领域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所有制的选择性。因为创新应该是由企业主导、市场主导的趋势，就是说创新应该重要由企业来做，政府侧重做一些基础研究支持，但事实上目前我们政府资金支持的研究，还仍是倾向于所有制上的国有经济。比如说给国有的事业科研单位、国有的经济研究机构、国有企业。而在市场中非国有经济的这部分，非常有活力的创新反而没得到政府的公平对待。比如说要申请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资金、自然科学基金，还有一些国家的研究项目，如果你没有一个国家的背景，那么获得申请就会非常难。

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第三方市场创新的评估作为导向。也就是说，政府的资金应该逐渐的转向“以创新的效果和绩效考评”为主，而不是以所有制为倾向性。

2. 减少以创新为名义的规模扩张投入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在支出的过程中，还是主要以生产要素投入和投资扩张为特点。比如，现在有很多资金虽然打着创新的名义，但实际上还是用在了生产要素的扩张、投资扩张和规模扩张上，但这些其实并不是创新。比如现在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它扩大投资、扩大规模、扩大生产，就会得到资金支持，这个现在必须做调整。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把“创新的资金”用在创新上去，而不要用在一个规模的扩张上。

3.非公所有制创新需要产业政策关照

另外一方面，创新体系遇到的阻碍不仅是在财政方面，在产业政策框架的各部分中也存在创新阻力。比如我们的户籍制度等。实际上我国的户籍制度在创新上也有一个歧视问题，北京、上海、深圳都是创新活跃的地方，这些地区的国有单位、国有企业引进高端人才，人才可以获得当地户口。而一个民间私有的，非公有的企业，它在做创新研究想获得高端人才的时候，户口的障碍就非常大，在这些方面就有些限制。

除此以外，包括一些民办大学要获得创新研究支持，以及一些民间机构做一些创新研究，它们在相关的注册登记上也有些障碍。比如必须有挂靠单位，要有一个主管它的非民间机构。还有在申请支持创新的资金、研发资金上的障碍，如果它的资金条件没有在相应的政策目录里，也不能获得一个减税的优惠。

税收体系在哪些环节压抑了创新？

1. “所得税优惠15%”不如减少流转税

在税收体系里，国家也有一个对创新的支持，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企业有一些税收优惠。比如说所得税优惠15%。但我认为，中国的创新体系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通俗来讲，流转税的特点就是只要你产生了行为，有了经济活动就缴税。但事实上，在创新体系的早期发展阶段企业发展并没有收入。比如说企业要买很多设备，这里面还会有个增值税，所以说这个所得税优惠的意义不大，而真正有意义的还是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和大的国有研究院所。

2. 知识型创新企业在“增值税抵扣”中受益有限

另外，增值税对创新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增值税是一个“销项税和进项税相抵扣”的制度。但其实在我们的创新企业里面，我们人力的支出，包括高精尖精英的支出占比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支出比较大，而这个部分在增值税里是不能抵扣的。

对一些传统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来说，增值税的抵扣量会比较大。而对于创新型企业，它们大都是以知识资本为主，它的抵扣量会非常少。

3．个人所得税降低创新竞争力

对于创新型精英人才来说，他们在个人所得税上会形成累加。如果他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收入，个人所得税很容易高达35%甚至40%的纳税水平。这样的水平是远远高于香港的，也是远远高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国际的创新竞争上，尤其是在税收竞争方面，中国在个人所得税上便没有竞争力，所以说个人所得税应该降低税率。

总之，我们过去的传统理念对创新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而传统理念涉及到的财政状况、税收状况，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到现在尚没有达到与国家创新需求相匹配的水平。所以这些改革现在也变得非常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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