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动荡才能投机获利？深度剖析金融资本为何厌恶市场稳定

芸芸众声

金融资本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厌恶金融稳定，只有动荡才能投机获利。经济金融化刷新了美国的政府、市场、社会，美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国家危机和霸权危机等已从周期性变为常态化。

经济金融化使金融资本（集团）赚得盆满钵溢，但是对金融资本的宿主（相关主权国家）弊多利少且愈发有害，令英、美等西方国家变成了所谓“赌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面刷新了美国，使得金融资本对美国经济、社会、政治的操控日益严重，加剧了美国金融的脆弱性、经济的不稳定性、社会的不公平性、政治的不均衡性。正是因为全面深入的金融化，美国正在面临或必将遭遇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国家认同以及国际霸权等系列危机。美国危机从周期化变为常态化，从“时有发生”变为“随时发生”。

金融资本操控西方政权推进经济金融化

新自由主义者将经济金融化视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世界发展史揭示，市场并非自生自灭，有规模的市场以及重要的市场主体如企业，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规定着市场的形式与内容。金融市场当然也不例外。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通过代理人操控政权（即权力被关在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的笼子里），而后由政府制定政策并积极推动的结果。资本的意志变为国家与政府的意志，政府通过政策落实与舆论宣传，将其变为大众的认知与行为。

西方国家是经济金融化的先行者，其中英、美最具代表意义。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母乳。金融寡头直接向政府输送代理人，梅隆财团出财长，洛克菲勒财团出国务卿，在美国政治非但不是什么丑闻，而且长期被视为佳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是主要阁僚而且就连美国总统，都越来越倚重金融寡头的支持。资金实力成为总统选举决胜之关键，谁筹得的竞选经费多，谁就更有可能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奥巴马竞选耗资6亿多美元，打破了美国总统选举经费的纪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在《谁掌管美国》一书中说：“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权势集团，他们仅占美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二，却拥有全国半数的工业资产，五分之四的银行资产，一半以上的交通运输业与公共事业资产和三分之二的保险业资产。由于这个集团的存在，美国国家的政治权力形成了双层结构，即掌握最高权力的权势集团和政府、国会、联邦法院等‘直接决策者’，而直接决策者的行动仅仅是制定国家政策这个远为复杂的程序的最后阶段。”金融寡头不仅可以推送代理人——候选人当选，而且可以保证当选后的总统是否拥有实际权力，推行有利于金融寡头的系列内政与外交政策。如此，演绎出钱力与权力共生，政界与商界共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的美国政治生态。

经济金融化是金融寡头的利益所系、意志所在，美国的金融寡头操控美国政府，积极推进经济金融化政策。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并非自然选择，更非历史趋势，而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寡头操纵下刻意安排并长期实施的结果。美国政府在金融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从国内来看，主要通过减少和削弱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以及制定有利于金融资本提高利润等相关措施来实现；就国际而言，主要通过强大的军事、科技（集中为信息技术）力量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强行推行以货币和金融为中枢神经的全球化来实现。

在美国，金融寡头有一个分享国家权力的特殊机制，这种特殊机制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然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美联储名义上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一类特殊的私人银行；在私人银行股份安排上，名义上有12家储备银行，实际控制者则是美联储纽约银行，而美联储纽约银行由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摩根信托、汉诺威、汉化银行五家机构控制。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实际是金融寡头直接控制、借以对美国实施金融资本统治的平台与工具。

美国金融寡头利用金融危机（1907年）要挟政府而最终成立了美联储（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逐步拓展自己的权力，其中最为关键的步骤：一是取得了美国货币（美元）发行权——最重要的一类经济主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国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美元。二是取得了美国政府的经济治权——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权。金融寡头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削弱财政部的权力，以及制造一系列经济理论藩篱（如货币主义），使得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成为主要经济调控手段后，美联储就成为美国经济的中枢，实际掌控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作为“市场神话”的体现，美联储以人事独立和预算独立为标榜，实际上成为与美国联邦政府平起平坐的权力机构。问题在于，美国总统的任期只有4年，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则长达14年；在权力行使上，美联储主席不需要大选，不需要与国会议员谈判，权力独大，美联储名义上有一个委员会搞所谓民主决策，实质上主席独裁，成为所谓的“经济沙皇”。正是有了美联储这一工具与平台的存在与运行，代表金融寡头利益的经济金融化政策，在几十年间，就全面彻底地刷新或格式化了美国的经济与社会。

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有利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或者说，正是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设计制定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或者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需要而不断调整过去制定的政治制度。2010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废除了有关限制公司和工会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捐款的规定，即推翻了2002年制定的《竞选财务法》的有关献金条款。根据该裁决，美国总统及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可以无限度地利用相关资金援助。奥巴马总统此后尖锐地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称该裁决是对“民主本身”的打击，为数额无限的竞选献金“打开了闸门”，为特殊利益的说客“提供了新的手段”。（注：徐启生：《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政府不得禁止或限制竞选献金》，载《光明日报》，2010—01—28。）

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除了通过“权钱交织”直接控制政府，还可以通过经济（市场）影响力来绑架政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金融资本通过兼并使自己成为富可敌国的金融集团，由此出现“太大而不能倒”的所谓道德风险，因为这类巨型金融机构一旦破产倒闭，极有可能酿成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灾难。有鉴于此，金融业以钱生钱，拼命豪赌，赢了归自己，亏了靠国家。政府若不会（当然肯定不会）放任危机蔓延恶化，就必须动用大量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金融业。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以及2008年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高盛、美林、花旗等金融机构，都是在“太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下，把政府绑架了、挟持了。

正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抑或积极配合下，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展神速，短短几十年间就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自1950年以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持续上升，1990年达到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5年达到约25%，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更是达到历史高点，约30%。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50年为61.78%，到2007年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美国整个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非常严重。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推进，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在全部企业利润中的比例在波折中不断上升，而且占比增幅和金融化推进速度、广度与深度相关。从1963年的16.3%增加到1980年的19.3%，1984年为15.1%，从1960年到1984年平均值是17.4%。但是，1985年以后，金融部门利润在全部企业利润中占比的增速加快，1985年为20.9%，2001年为41.4%，2002年为43.8%，2003年为42.9%。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该比例大幅下降，2008年降为13.4%，2009年又回升到36.7%，2010年该比例为35.4%。（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六章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美国金融行业员工收入与全社会平均报酬之比也明显上涨，1948—1982年在99%～108%波动，1983年开始火箭式上扬，2007年达到181%。

据统计，如果将美国危机前所有金融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各种金融衍生合约以及各种可以交易和转让的资产等）的价值都计算在内，未到期虚拟资产总额达到400万亿～500万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GDP只有12万亿～14万亿美元。亦即，美国以12万亿～14万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制造了高达400万亿～500万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已经完全脱节。

爱泼斯坦（Epstein）指出：“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注：Epstein, G.（ed.）,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2005.）随着经济金融化不断推进，金融化刷新的不只是经济，更有社会，即社会金融化，由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金融资本不仅控制了政治、经济，还有社会，进而控制了整个国家，美国由此成为地地道道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金融化全面刷新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

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不仅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而且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核心，即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依照金融逻辑实行全面彻底的格式化。

经济金融化全面刷新了美国政府，政府政策愈发倾向于金融资本，即经济政策寡头化。经济政策寡头化的集中体现之一就是不断加码推行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减税政策。有专家认为，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与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即美、欧经济体系不堪社会高福利的重负而最终酿成危机。其实，这种认知很表象、很浅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逐渐走向巅峰，但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系列福利政策，并没有引发财政危机。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欧多国实施对资本（富人）倍加友好的经济政策——大幅减税，如此财政收入的减少不足以弥补政府开支的增加，透支日趋严重，债务日益积累，最终发生危机。

例如，在西方大国中，法国和德国的债务问题要明显轻于英国和美国，法、德的税率在1930—2010年稳定保持在50%～60%（在末期有轻微的减少），英、美的税率则从1930—1980年的80%～90%降至1980—2010年的30%～40%（1986年里根税改后有一个28%的低点）。（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49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有一类说法很有迷惑性，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德奋起直追，到20世纪70年代逼近英、美，英、美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而调低税率。然而，“1980年以来在发达国家最高边际税率下降和生产力增长率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具体来说，决定性的事实是自1980年以来所有富裕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几乎完全一致。1980年以来英国和美国并没有比德国、法国、日本、丹麦或瑞典增长得更快。”（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49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由此，以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托辞并不成立，减税实质就是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实施亲善政策。

经济金融化全面刷新了美国市场，作为主要的市场主体——生产者与消费者无不深深打上金融烙印。市场主体金融化集中体现为企业金融化以及居民家庭金融化。（注：江涌、李故静：《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载《国有资产管理》，2015（1）。）股东利益最大化极大且持久地改变了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积累的重心由生产性渠道越来越多地偏向于金融渠道，企业（管理层）关注股价更甚于关注生产，关注利润更甚于关注员工，因为雇员仅仅作为股东谋取最大化利润的手段，企业非但不重视开发雇员的潜力，而且把劳动就业的不稳定性看做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的表现。

企业高管的薪酬机制及股票期权的兴起加强了企业金融化。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在位时间一般只有五六年，他们的薪酬往往与公司股价、股本回报率（ROE）紧密挂钩。这种机制构成了强烈的激励，促使高管们在短期内把利润维持在高位，并改变了管理层应对经济衰退的方式，即危机来临时，不是保留员工、降价抢占市场，而是纷纷选择裁员、努力保持股价稳定，抑或宁可回购公司股票，也不肯作出新的投资。（注：陈波：《经济金融化与劳资利益关系的变化》，载《社会科学》，2012（6）。）

如此这般，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像一个金融公司而不是生产实体，企业利润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资产运营。例如，在美国几大汽车集团中，汽车金融公司的车贷经营业务早已超过汽车制造业务，成为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的利润近年来一直占通用汽车利润总额的50％以上。

随着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且普遍的问题。西方的理论家回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试图通过“透支消费”来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于是“消费主义”成为金融资本操控的舆论主旋律。大众消费意识的改变为金融资本创造另类巨大商机，金融资本不断加码向消费者提供各式各样的金融贷款，例如，通过信贷和租赁服务来购车，成为美国人最普遍的购车方式，其比例高达80％～90％。

长期广泛的消费信贷与透支导致家庭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消费者由此被卷进了经济金融化的“罗生门”。“然而，‘透支消费’的悲剧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费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注：赵磊、李节：《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6）。）经济金融化使居民家庭受到金融资本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与盘剥。“房奴”、“卡奴”等越来越多，在债务链条的束缚与牵引下，终生为银行等金融资本打工。

经济金融化直接导致去工业化以及经济泡沫化，由此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使得与金融相关的行业、企业的收益越来越大，利润率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由此日益严重的“马太效应”，给虚拟经济——金融领域更多的资源，拿走实体经济——制造业领域日益匮乏的资源，从而出现日益严重的“去工业化”进程。由此导致虚拟经济（以FIREs为代表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实体经济（集中为制造业）的占比越来越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一进程或多或少存在于整个西方国家，其中英、美最为突出。

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70年的26.5%，1980年的22.7%，下降到1990年的17.2%，2000年的13.8%，2010年的11.7%；服务业就业份额从1970年的15.8%，1980年的19.3%，上升为1990年的24.9%，2000年的30%。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20%下降到2010年的11.7%，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16%上升为2010年的20.7%。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从1970年的35.24%下降到2010年的20.04%，而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61.22%上升到2010年的78.78%。（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六章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直接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金融化实质就是让一切资产价值虚拟化、货币化，使之具有充分流动性，便于金融交易，也就是便于投机。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就是金融监管放松的过程，就是金融投机日趋昌盛的过程。1995年之后，美国投机增值导致的“财富效应”愈发显著，而“财富效应”产生了愈发显著的消费需求，美国经济增长愈发倚重“财富效应”，实际就是更多地由投机需求所推动，而非通过利润增加引致投资和就业的增加所推动。过度投机常态化直接导致经济泡沫化。由于房地产的垄断性，经济泡沫不仅会极度膨胀而且很难破灭。“现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FIREs）管理着经济体的储蓄和信贷，其管理方式就是把大部分贷款（美国和英国是70%的储蓄和贷款）用于房地产，剩下的大部分贷款都贷给了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注：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在经济发展史上，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业）一直依赖以及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今，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实体经济愈发依赖于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种单向的依赖，导致金融资本主义出现赌场化的倾向。（注：郑永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载《湖北日报》，2011—11—01。）很显然，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业已成为“赌场资本主义”（注：斯特兰特：《赌场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经济金融化全面刷新了美国社会，美国社会已经成为消费性社会、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以及食利者社会。在金融资本统治下，国家的经济政策越来越有利于金融资本，越来越不利于产业资本，更不利于普通大众。现代金融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如电子交易），在赚取越来越多利润的同时，雇用的员工却越来越少。索罗斯基金会赚取的利润一度与沃尔玛公司相当，但是沃尔玛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雇主，雇用员工200多万人，而索罗斯基金会雇员最多也只有2000多人。

普通大众（社会中90%的人群）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资产收入在社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降低。有数据显示，90%人群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多年来在10%～30%，其中“最底层的50%人群”（即大致的无产阶级）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5%，由此导致普通大众的日益贫困化。然而，大众的基本需要，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经由工业社会的锻造固化，早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而今的日益贫困化决定了其刚性需求只有通过金融才有可能实现，由此必然导致大众在持续遭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同时，也不断加重对金融资本的依赖。

大众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降低以及失业率的上升，使得美国个人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从1980年的9.8%下降到1990年的6.5%，2000年为2.9%，2005年达到最低点为1.5%，2012年该数值为3.9%。大众消费需求越来越依赖于信贷，导致家庭债务不断上升。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直低于70%。进入21世纪后，负债比例持续上升，从2000年的94.5%增加到2007年的131.4%，2011年该比例为111.8%。（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九章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本质和未来”，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察，21世纪以来，美国消费占新增GDP的90%。消费者的消费资金构成为：工薪收入、资产收入和信贷。其中，在大众的家庭资产中，储蓄不断降低，而各类金融资产不断增多，这驱使美国越来越走向“食利者国家”，抑或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所警告的“掠食者国家”。美国富人的收入水平是普通人的1500倍。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38%，而占全国人口40%的普通人仅有全国财富的1%。掠食者的贪婪、冷酷令人发指，像麦道夫、斯坦福那样的金融诈骗者越来越多。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由主义者鼓吹经济金融化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系列的优化功能，促进资源配置，便于低成本筹集资金，规避多种经济风险，完善宏观调控等。但是，现实中，人们见到经济金融化的好处是短暂而有限的，与此同时，产生的坏处是巨大而深远的。就美国而言，集中体现为系列危机，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国家危机，霸权危机。美国危机从周期化变为常态化，即从“时有发生”变为“随时发生”。

经济金融化加剧美国金融危机。经济金融化广而深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依照不同口径计算，美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GDP不到14万亿美元，而各类金融资产最高达到GDP的440倍，美国经济头重脚轻的现象愈发严重，其泡沫化也愈发严重。由于企业利润来源日益依赖金融渠道，在利润压力和竞争压力之下，借助现代科技发展的便利，投机逐渐取代了投资，成为日益显著的金融与经济活动。投机的需求推动了金融创新，但是这些金融创新很难分清与金融欺诈的关系。金融投机一方面由单一化趋于立体化，如外汇投机早期只有即期外汇投机，如今还有远期外汇、外汇互换、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投机。一旦投机成功，将获得数倍的收益；倘若投机失败，则是数倍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愈发严重的杠杆化，以小搏大、以少搏多的金融赌博掀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投机热潮，从而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是由金融机构的极度投机直接导致的。

经济金融化加剧美国经济危机。经济金融化加剧美国经济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经济金融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不仅在融资上依赖金融，而且在利润上也依赖金融，集中为金融投机，而不是健康的生产性活动。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抑或追本溯源经济规律，企业利润的唯一真正来源只能是生产，通过金融渠道获取利润只能是利润的重新分配，是一类零和游戏。因此，经济金融化不但加剧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且激化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

经济金融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越来越严重地依赖金融理财与消费信贷，由此导致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为谋求财产性收入而日益广泛地参与金融投机，即经济金融化、金融赌场化、赌场社会化，大众几乎都成了赌徒。资产价格的波动带来的“财富效应”的扩张与收缩，越来越大地影响着家庭收支，进而影响着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经济金融化使得政府不断增加对金融的依赖。由于税收刚性，政府开支越来越倚重发债收入。普遍的金融投机以及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过度负债，推动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向“非理性繁荣”，由此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灭，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

经济金融化加剧美国社会危机。经济金融化导致国民收入分配越发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高层经理。与此同时，随着工会组织的削弱和集体谈判工资合同能力的下降，工人的工资和大众福利被不断削减，劳资关系呈现资方一强再强、劳方一弱再弱的格局。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1973年为9.26美元/小时，1993年为7.78美元/小时，2010年为8.91美元/小时，2011年为8.77美元/小时。然而，高层经理的收入不断增加，美国200家大型公司的CEO平均薪酬与全职的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之比，1980年为42：1，1990年为107：1，2000年为525：1，2008年为319：1。（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六章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

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快速扩大。前10%人群（大致为资产阶级）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28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前10%人群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而90%人群分享另外不到50%的国民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的减少不是均匀的，而是集中到40%的人群即所谓中产阶级，由此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产阶级集体性坍塌。

经济金融化对资产（社会财富）的集中度影响更大。根据《福布斯》数据，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的主要财富来源于金融，其比例为27.3%，而金融和地产合起来达到34%。这400人的财富几乎等于美国社会最底层50%人群（大约1.5亿人口）的财富总量（1.6万亿美元）。（注：张茉楠：《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拉响警报》，载《中国财经报》，2011—10—18。）中产阶级坍塌，日益明显的贫富分化，直接导致美国社会由橄榄形或纺锤状向“M型”蜕变，贫富与阶级对立凸显，“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由此生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

经济金融化加剧美国国家危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维系国家的核心精神力量，但是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给予金融资本以空前自由，“世界是平的”成为金融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生动写照，哪里利润高、机会多、税收低，金融资本就流向那里。企业跨国避税、偷税，以及富人为逃税而移民，司空见惯，且愈发严重，政府税收愈发困难。2013年10月，当共和与民主两党恶斗导致政府关门之时，美国国库现金流还不及苹果公司。各类刚性开支只有不断提高负债加以解决，由此令国家不断滑向债务悬崖。资本主义社会失去资本家（富豪）、主权国家财源枯竭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肥猫——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导致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甚至敌视。失业、债务、穷困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不满人群中年轻人尤甚，因为年轻人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危机与萧条时是平均失业率的两倍甚至更高。美国正在失去年轻人，失去未来，这也正在成为美国的另一类“国家危机”。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一个语言——英语、一个宗教——基督教、一个民族——盎格鲁为主体的美利坚，是美国得以作为统一国家存续的关键，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裔的拉美移民的大量进入与繁衍，美国由此产生了文化与种族的多元化，“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正日益严重地威胁到美国国家的认同。如今，经济金融化将潜藏在国家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日益上升到种族矛盾（如西班牙裔与黑人的失业率、贫困率明显高于白人），有鉴于此，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突出，而且越来越严重。

经济金融化加剧美国霸权危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勤劳、节俭、诚实、守信成为社会崇尚的美德，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即可进入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相信通过励精图治、创造发明能发家致富。经济民族主义（抑或爱国主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美国梦”——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标志。然而，时过境迁，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这些品德变得一文不值，奢侈、享乐、投机、欺诈成为社会常态。没有道德底线，投机代替勤劳，骄奢代替节俭，欺诈代替诚实。中产阶级的集体性坍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掀起，标志着“美国梦”的彻底破灭，美国用于指引世界奔向自由的灯塔熄灭了。

经济金融化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逆转了社会传统道德伦理，昔日的资本主义已面目全非。正是经由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历史性地走上了帝国终结的不归路（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帝国之名的帝国）。次贷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债务危机，一个接一个的危机，重挫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注：Martin Wolf,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8,2009.），美国的系列神话破灭了。美国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极度自信（注：奥利维耶·盖：《美国的哀愁》，载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2012—02—26，参见新华社《参考资料》，2012—03—19。），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注：马拉特·沙伊胡特季诺夫：《未来国际秩序的轮廓：期待与现实》，载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2011（5），参见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11—11。）。很明显，昔日神采奕奕的美国如今已是灰头土脸，已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出现日益严重的赌场化倾向——是谓“赌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厌恶金融稳定，因为只有动荡才能投机获利。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对于金融资本而言，没有缝隙也要努力钻营出来，制造动荡，以便火中取栗。近几十年来，由华尔街操控的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不断煽风点火，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制造金融动荡，金融寡头赚得盆满钵溢。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美国国内政治僵化与极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两党恶斗加剧），使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由此，美国霸权的历史正在终结。